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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5部分（第2页）

从前辈史家看，忧患、激愤之作也从来不缺乏。蒋延黼的《中国近代史》就是一部忧患之作，但因为是急就章，用很小的篇幅写较长段的历史，没有办法从容地“知人论事”。陈寅恪的写作，前期是忧患之作，晚期则是激愤之作。但是正如我前面所言，他的文本太晦涩难读了，曲高和寡。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，为什么他用这样晦涩的手法写隋到唐的历史？他做这些历史叙说时所处的年代，亦即20世纪20～70年代，正是中国处在从春秋战国以来一个最大的变局期。史家的写作对象虽然是“故事”，他怎么写史却往往都能反映出当下的问题（“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”）。所以，为什么陈的史学难读，可能是因为形格势禁，他用曲笔，甚至把他的想法隐在了文本之后。可是陈的弟子和解读者到现在也不能完全读出文本后的想法。所以，单就文本而言，陈的作品太难读了。

而《帝国》从通俗好读上，比陈作更有价值，它能在更大范围中产生影响。

其实历史延续下来形成的传统和规则，与今天的问题可能是同构的。不是那么简单地“带着今天的问题看历史”，而是“现在和过去的问题是一样的”，或者“过去正是现在问题的因子”。所以，读史料学派史家的著作，每每使人扼腕叹息。你看从明的东林党案到清的文字狱，再到上个世纪的种种迫害，从历史中总能发现当下问题的胚胎。只是何时种下，就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了。

比如你说的从明开始的士大夫的人格分裂。我曾看过于迎春的《秦汉士史》，她的观点可能就与你不太一样。但我倾向于你的说法。明以前的士人还是有很大的想像和作为空间的。虽然也常遭受到打击，但从孔子、孟子，到范仲淹，都还在追求一种理想的“最高境界”，直到“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，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”、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。甚至还出现过北宋士人要求与皇帝“共治”国家的局面。

李：继续说士大夫处境史。

魏晋时期，文人士大夫受政治残害很厉害，可是之后有大唐一段修复的时期；五代十国又受残害，然而有宋一代又使之得到修复；然而从明开始之后，再也没有机会修复了。

刘：明对士人的迫害就不说了。清皇室对士人也不过是利用而已。但清帝逊位以后是有一次机会的，那就是1928年到1938年这十年。可是这段历史离我们还太近，它的时间又太短，生活在这十年中的士人后来在壮年又受残害，所以这个修复是没有完成的。

李：对。

刘：让我们再回到文本上来，做一个总结，以便结束我们关于文本的讨论。

是不是可以这么说，在历史写作秉持忧患和激愤意义上，也就是在写作出发点和心态方面，《帝国》是接近陈寅恪的；而从文本上的通畅好读上，《帝国》则是接近《万历十五年》的。

从《万历十五年》初版到现在，已经过去二十二年了，其发行也有上百万册了。在它的影响下，我们的历史写作到底结出了多少果实？

第一条线索就是“非专业史家”的历史写作，分早中晚三期。《帝国》是写一个朝代的第一个果子。

另一条线索是学院派的严格的历史著述，而文本样式限制了他们的表达，使其难以通俗好读；另一个方面他们涉及的某些问题太敏感，使得他们不能站得很高看历史。这样，他们的作品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，只有小部分的读者能读出意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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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历史写作的变化（4）

今天，我看到《帝国》的出版面世虽然晚了一些，但是我并不觉得奇怪，因为在我看来，它是历史写作最新的果实。除我上面提到的历史写作作品外，甚至还有一大批像《告别夹边沟》《革命百里洲》和《汉口的沧桑往事》这样的作品的铺垫和贡献。这些作品都对我们思考多年而不能解的问题作出了一种“新叙事”。

《帝国》虽然就其史学涵养或文本开创性上而言，只能接近《万历十五年》而无法超越。但是从写作者的立场和心态而言，是可以超越它的。所以，《帝国》可以说是大陆中国人在历史叙事、历史写作上的突破，你实在该有充分的信心。

李：感谢你的评价，这对我很重要。

刘：下面我的问题将涉及《帝国》本身的一些问题。

首先我想问的是有关书名的问题。“帝国政界往事——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”，“帝国”，何为“帝国”；“大宋”，何为“大宋”？帝国的取义到底是“开疆拓土”，还是指一种治理秩序？秦是帝国无疑，虽然它的时间很短。而宋，是一个甚至屈服于西夏的讹诈，向辽、金常年大量纳贡的朝代，怎么能称为帝国和大宋？比较而言，倒是辽、金更可称为“大辽”、“大金”。你究竟是怎么考虑的呢？到了南宋，一个国土面积不足清五分之一疆土的小朝廷，对外战争小打小败，大打大败，何以称帝国？

李：你提出了一个让我尴尬的问题。我不会取书名。“帝国”这个说法，据说中国历史上是没有的，晚清民国后才有。如果从对外侵略开疆拓土上而言，宋肯定是不能称为帝国的。但是如果从国家政体上定义“帝国”，即因为国家元首是帝王，所以这个国家可以称之为帝国。那么宋也是可以称为帝国的。《辞海》对帝国的解释第一条就是：“帝国，通常指以皇帝为最高统治者的君主制国家。”大概可以为依据。

我原先书名取的是“一个浪漫王朝的终结”，但是被众多亦师亦友的人们一致否决。最后出来的书名是考虑了商业因素的。出版社方面不同意去掉“帝国”二字。我也觉得这个书名挺好的。

至于“大宋”，则从《大宋宣和遗事》而来。当时的各个国家都是自称为大的，“大宋”、“大辽”、“大金”。直到1138年和议之后，“大宋”才对金改称“臣宋”。这一称呼的转变，对当时从士大夫到民间的心理冲击都非常大。我书名中的“大宋”，可以说有些反讽意味的，可是又不完全是。

刘：书名的关键词是非常重要的，有时涉及对核心问题的认识。虽然《帝国》书名是出于商业因素的考虑，可是“帝国”二字是有类似“眼障”的害处的。自大心态对知识界对统治集团对民众都具有很坏影响。很多人仍然不能正确看待我们这个由许多族群组成的国家。

回过头说，怎么认识当时的宋朝，那一段历史的中国，事实上关系到我们如何认识现在的中国和整个历史的中国，从这个意义上，我才要质疑你的“帝国”和“大宋”。因为这些字眼背后是有观念的，而这些观念是有可能把人导向误区的。实在不是我要究字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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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个问题，也是从书名上引来的。公元1127年，也就是南北宋的分界年，在书名中出现有什么特别含义吗？在我看来，历史是有玄机的，史学除了叙事也是在找玄机，但是我不认为1127年是玄机年。你为什么把这一年特别拎出来呢？

李：首先我是从写作技术上考虑的，在谋篇布局时，要对人物命运和道路加以拷问，如果有一个大事件能够提供一个大舞台，叙事将变得比较容易。

其次我也有理念方面的考虑。明朝还算比较好的一个皇帝——宣德皇帝，在评价王安石时曾说，靖康之耻都是王安石种下的恶果，对于这一说法我希望能从史料中找到支持，这话也启发我将宋朝各个事件联系到一起。这样想来，一个最方便最能承上启下的标志性事件还是1127年的靖康之耻。1127年的事件是宋代政治传统演变传承下来的结果；反过来，1127年又成为整个政治传统的一部分，对以后的历史事件产生作用。这样用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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